美国头条 2025-05-11
5月8日，美国籍枢机罗伯特·普雷沃斯特被选为罗马天主教会新任教宗，封号为良十四世。华裔德籍汉学家吕恒君从德国天主教会启动的改革进程“共议之路”与《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两个敏感议题出发，分析良十四世即将面对的核心挑战。
2025年5月8日，在德国柏林首次将纳粹政权战败纪念日设为公共假期的“解放日”，当象征二战废墟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Kaiser-Wilhelm-Gedächtniskirche)钟声回荡十五分钟之际，远在梵蒂冈的烟囱也冉冉升起白烟，宣告一位新教宗的诞生。
“愿你们平安!”——这是良十四世（Papst Leo XIV.）在圣伯多禄大教堂阳台上向世界发出的第一句问候语。而此时的柏林，正沉浸在对战争终结与和平愿景的沉思之中。这一瞬间，两个遥远城市的时空意象奇迹般交汇——正如柏林总主教科赫博士(Bischof Dr. Heiner Koch)所言：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的渴望，使柏林与新教宗及整个罗马公教世界格外相连;而这种和平呼吁，既具有精神意涵，亦不乏政治意义。
身处柏林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现场的笔者亦尤深感：这是一个象征意味极其浓厚的历史时刻——此次秘密会议的最大争议焦点，正是在于如何继承教宗方济各(Papst Franziskus)的改革遗产。从梵蒂冈各方媒体的报道来看，尽管受访信众几乎一致期待新教宗将方济各的改革路线推向更远，教廷内部却更倾向于选择一位在方济各、本笃十六世(Papst Benedikt XVI.)与若望·保禄二世(Papst Johannes Paul II.)之间寻求平衡的“调和者”。
假若新教宗完全偏向保守路线，不仅德国天主教界寄予厚望的“共议之路”(Der Synodale Weg)改革进程可能受阻，《梵中协议》等关键时代议题亦或将陷入停滞。然而，良十四世的迅速当选，以及其独特的身份与经历，却向外界传递出一个相对清晰的信号：这位出身自由开放的北美、曾在南美秘鲁牧养弱势群体、同时深谙罗马教廷运作机制的奥古斯丁会士(Augustiner)，或有望成为继承、稳定与对话的桥梁人物。
笔者将聚焦于两大极富争议的敏感议题——即“共议之路”与《梵中协议》，初步分析良十四世即将面对的核心挑战。
梵德议题：“共议之路”(Der Synodale Weg)
在其首次讲话中，良十四世教宗呼吁教会成为一个“在路上的共议性教会”(synodale Kirche auf dem Weg)，一个“亲近所有受苦者的教会”。在德国语境中，这一表述不免令人联想到德国天主教会自2019年启动的改革进程“共议之路”——这是德国教会在声势浩大的性侵丑闻发酵之后，为重建信任而推动的结构性变革尝试。
罗马天主教会5月8日选出美国籍枢机罗伯特·普雷沃斯特为新教宗，封号为良十四世
该进程由德国主教团(Deutsche Bischofskonferenz, DBK)与平信徒组织“德国天主教徒中央委员会”(Zentralkomitee der deutschen Katholiken, ZdK)共同主持，围绕教会权威、女性角色、性伦理与神职生活等四大核心议题展开对话，并强调透明、共决与责任机制。在全球教会内部因路线分歧而张力日增的当下，德国的“共议”实验既被视为改革先锋，也被某些保守派视为“过于激进”。
譬如，教会权力的去中心化、女性是否能被祝圣为神职人员、同性伴侣的祝福问题、以及司铎独身制度等议题，均对传统教义构成挑战。一方面，德国教会尤其是地方各教会满怀期待，另一方面，罗马教廷对此始终保持“审慎而警惕”的立场，担心此类改革将损及教会一致性与普世性，甚至诱发分裂风险。
尽管截至2023年11月，德国“共议委员会”(Synodaler Ausschuss)已作为长期改革机制正式成立，但方济各教宗在回函四位退出“共议之路”的德国女性神学家时，再度表达其“深切担忧”。随后，一封以国务卿帕罗林枢机(Pietro Parolin)、教育部部长、主教部部长共同署名的梵蒂冈信件，则直接要求废止该委员会章程。而彼时的主教部部长——普雷沃斯特枢机(Kardinal Robert Francis Prevost)——正是今日之新任教宗良十四世。
因此，尽管良十四世首次讲话中的“共议性”被广泛视为对深化改革的支持，德国主教团主席贝辛格主教(Georg Bätzing)亦深感振奋，并相信“‘共议性’将构成教会的未来图景”;但自教宗选举会议返回、同样难掩兴奋之情的马克思枢机(Reinhard Marx)，则向媒体强调：一方面德国天主教界或可感受些许安慰，但另一方面，德国教会永远属于罗马公教，并非一个地方性或民族性的“德意志”教会。
显而易见：作为教会法博士、尤其是当今罗马教廷最高权威，良十四世未来的态度似乎亦难以完全背离传统教义。然而，由于其对“共议之路”已有深度了解(其亦参与过罗马教廷与德国代表们的座谈)，并在讲话中强调“倾听”、“对话”与“陪伴”的姿态，这意味着：其或可缓和梵德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为德国教会争取“在忠诚中推进改革”的操作空间。
《梵中协议》：沉默与检视
如果说德国的“共议之路”代表教会内部结构改革的神经末梢，那么，与中国的主教任命协议(即《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则无疑是罗马教廷在地缘政治上最为敏感的一根神经——其同样涉及基督宗教的在地化问题，同样亦将成为良十四世教宗姿态与方略的重要试金石。
自2018年《梵中协议》首次签署以来，尽管其目标是确立中国主教任命的机制性共识，但由于协议内容从未公开、实践之中屡现争议，外界始终质疑该协议的公正性与实效性。据现有信息，中国政府亦可推荐人选，教宗则保留“最终批准权”。但现实之中却发生过数起未经教宗批准的任命事件，这令教廷不得不公开抗议，从而强化了反对者对协议“不对等性”的批评。
更为复杂的是，该协议常被外界质疑沦为损害地下教会与信仰自由的工具——尽管笔者认为，外界亦需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语境与制度性困境(参见客座评论《教宗方济各的“慈悲外交”与中国遗产》)——因此，新任教宗良十四世的态度将尤为关键。目前对观察者而言，一个不可忽略的重点在于：其作为前任主教部部长，理应深度参与过全球主教人选与任命事务，因此，其对中国教会的制度性难题应是了然于心。
而从个人履历来看：其出身于美国自由社会，却长期在秘鲁贫困群体之中传教与服务;并且是历史上首位来自以“服从、共生、谦卑”为核心的奥古斯丁修会教宗——这一切或可预示：良十四世同时具备结构性与牧灵性的双重眼光——这亦或使他善于体会地下教会所承受的信仰与政治体制的张力，亦能理解中国“宗教自由”问题的现实复杂性。
因此，良十四世不太可能贸然终止《梵中协议》，而令中国教会再度陷入“孤岛”困境。其更有可能推动协议的机制性细化，并强化透明度与共识性，以保障教宗真正具有“最终决定权”——这不仅是对方济各“慈悲外交”与中国遗产的继承，亦呼应本笃十六世的福传远见：即“第三个千年将在广阔且充满生机的亚洲收割信仰的庄稼”。
结语：“在路上的教会”
综上所述：无论是面对德国的“共议之路”，或是对中国的敏感协议，良十四世教宗都将面临高度复杂与多方拉扯的教会挑战。然而，他的人格背景、教会经验与修会传统，或使他具备一定潜质而成为“桥梁人物”——即在传统与改革、普世与地方之间，寻求共识与缓解张力。
若其真能践行在圣伯多禄大殿阳台上的庄重承诺——引领一个“在路上的教会”，一个与人同行、倾听苦难、传播爱德、永不失去和平愿景的教会——那么，他或将被铭记为继方济各教宗之后，既守护正统、又勇于前行的伟大继任者。
正如柏林纪念教堂的钟声与梵蒂冈升起的白烟彼此呼应——一个为记忆与沉思所鸣，一个为希望与承诺而升——良十四世教宗的任期，或许也将在这钟声与白烟之间，开启一段属于和平、改革与福传的共同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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