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为何在全球科技革命中掉队？

全球科技革命正将欧洲甩在身后。

欧洲缺乏能与谷歌(Google)、亚马逊(Amazon)或Meta等公司匹敌的本土企业。苹果公司(Apple)的市值甚至超过了整个德国股市。欧洲未能培育出更多大型科技企业，被视为其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也是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在更高关税可能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的前景下，这个问题显得更为紧迫。

投资者和企业家表示，科技行业增长的障碍根深蒂固：保守且规避风险的商业文化、严格的劳动法、令人窒息的监管、风投资金池规模较小以及经济和人口增长低迷。

德国科技企业家托马斯·奥登瓦尔德(Thomas Odenwald)去年1月离开硅谷，加入总部位于德国海德堡的初创公司Aleph Alpha，该公司旨在与人工智能(AI)领导者OpenAI展开正面竞争。

奥登瓦尔德在加州工作了近30年，但他希望自己能帮助打造一家欧洲科技巨头，与美国公司竞争。然而，他被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震惊了。同事们缺乏工程技能，团队成员没有股票期权，因而争取成功的动力减弱。一切进展缓慢。

两个月后，奥登瓦尔德辞职回到了加州。他说：“看看硅谷的变化有多快……发展如此迅速，我认为欧洲跟不上这样的速度。”此后，Aleph Alpha表示将放弃构建大规模AI模型，专注于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合同服务。该公司称，超过90%的员工参与了股票期权计划。

在很大程度上错过了第一次数字革命之后，欧洲似乎也将错过下一波浪潮。美国和中国拥有充裕的风投资本和政府资金，正大举投资发展AI和其他有望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技术。在欧洲，风投科技投资仅为美国水平的五分之一。

美国科技投资者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在他的X账户上发布了一个模因图，图片显示OpenAI和中国竞争对手DeepSeek等AI巨头正在为争夺主导地位大打出手。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一个标有欧盟旗帜的人正独自坐着，全神贯注盯着什么，旁边的图标显示的是连着饮料瓶的瓶盖——这是欧洲一项旨在鼓励回收利用的新法规要求。图片传递的信息是：欧洲正专注于错误的战场。

“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挑战，”前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写道。他受欧盟最高官员委托，帮助分析欧洲经济停滞的原因。在去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德拉吉指出，缺乏蓬勃发展的科技行业是一个关键因素。他写道：“欧盟在推动未来增长的新兴技术方面实力薄弱。”

尽管欧洲的人口比美国更多，教育水平与美国相当，并且占全球经济产出的21%，但在全球排名前50的科技公司中，只有四家是欧洲公司。在投资量子计算的前十大公司中，没有一家位于欧洲。

这些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科技领域，它们反映了关于欧洲的一个更广泛现实：欧洲未能培育出与其体量相匹配、能够颠覆市场并激励创新的新型颠覆性公司。

去年，马里奥·德拉吉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提交了关于欧洲竞争力的报告。图片来源：johanna geron/Reuters

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首席研究科学家、AI初创公司Workhelix联合创始人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的计算，过去50年，美国从零开始创建了241家市值超过100亿美元的公司，而欧洲仅创建了14家。

想想汽车取代马车，新的公司和新的产业能让一个国家用同样数量的工人生产更多商品，这是实现繁荣的关键驱动力。欧洲由汽车和银行业等传统行业主导，这些行业早已充分释放了生产率增长的潜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的数据，美国前十大上市公司中的代表性企业的成立年份是1985年，而欧洲则是1911年。

20世纪90年代末数字革命开始时，欧盟劳动者的生产率是美国劳动者的95%。而现如今，欧洲劳动者的生产率还不到美国的80%。

欧盟经济规模目前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二，且陷入低速增长，过去两年的经济增速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

数字寒冬

欧洲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以及深厚的工程和科学人才储备，而其中许多人才最终都流向了顶尖的美国公司。Spotify以及金融科技公司Revolut和Klarna都是成功的案例。风投资本进入欧洲相对较晚，但在过去十年中，包括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Lightspeed、Iconiq和NEA在内的大型美国风投公司已在欧洲开设了分支机构。

“欧洲是一个规模小得多的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巨大的机遇，”红杉资本驻伦敦的合伙人卢西亚娜·利克桑德鲁(Luciana Lixandru)表示。

欧洲曾有过一个充满希望的开端。在上世纪90年代数字革命之初，该地区曾拥有数家领先的半导体公司，比如总部位于荷兰的阿斯麦(ASML)、英国公司ARM，还有软件巨头德国公司SAP以及移动电话领域的领头企业芬兰诺基亚公司(Nokia)。万维网(World Wide Web)也是由在一家欧洲研究机构工作的英国人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的。

2019年，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计算机中心——距离蒂姆·伯纳斯-李在该机构发明万维网已过去三十年。图片来源：fabrice coffrini/AFP/Getty Images

欧洲现如今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归结为缺乏速度。企业家们抱怨说，在欧洲，不管干什么都需要更长的时间：融资、遵守当地法规，甚至连招聘和解雇员工都需要更长时间。

帮助发明了MP3数字音频压缩格式的德国工程师卡尔海因茨·勃兰登堡(Karlheinz Brandenburg)表示：“在德国，很多人就是太谨慎了。”他说，德国消费电子公司当时认为这项发明并不重要，也没有为此投入足够的资金，结果苹果公司却在21世纪头十年初抓住了这项发明，售出近5亿台iPod播放器。勃兰登堡目前正为一家新一代耳机初创公司寻求500万欧元(约合560万美元)的融资。

“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几乎干什么事情的速度都很快，”来自意大利的早期科技企业家法布里齐奥·卡波比安科(Fabrizio Capobianco)表示。他曾在硅谷生活了几十年。他说：“美国人做决定的速度非常快。可欧洲人需要和每个人沟通，这就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三年前回到意大利生活的卡波比安科目前正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创建一个初创企业孵化器，旨在发掘欧洲的科技公司。获胜者的奖品是：一张前往硅谷的单程票。

卡波比安科表示：“我认为无法在欧洲复制硅谷。”他希望其他欧洲企业家效仿他的做法：扎根于美国的科技中心，管理位于欧洲的工程师团队，毕竟欧洲的工资和生活成本都比较低。卡波比安科说，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最高价值的工作岗位将出现在美国。

大多数欧洲初创公司发现，要以与美国同行相同的速度扩张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它们通常会迁往美国，被美国公司收购，或与美国公司合作。英国最大的初创公司之一、外卖公司Deliveroo最近同意作价39亿美元将其业务出售给美国企业DoorDash。

“欧洲是一个规模小得多的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巨大的机遇，”红杉资本驻伦敦的合伙人卢西亚娜·利克桑德鲁表示。图片来源：Hollie Adams/Bloomberg News

即便是欧洲最热门的AI公司也选择与美国公司合作，而不是与之竞争。总部位于伦敦的DeepMind于2014年被谷歌母公司Alphabet收购。总部位于巴黎的Mistral AI在打造大型AI模型的竞赛中筹集了超过10亿美元资金，该公司也已经与微软(Microsoft)、谷歌和亚马逊签署了分销协议。

在欧洲，多数商业融资仍来自银行业，银行通常要求融资方提供实物抵押品(比如一栋建筑)以防蒙受损失。其他融资形式包括规避风险的公共退休基金。企业家们表示，早期的风险投资者也常常提出一些限制创始人发展的条款。

“欧洲的资本很分散，金额小不集中;同时，又存在一些非常庞大、运转缓慢、官僚化的半政府机构。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美国那种更具活力的捐赠基金资本，在欧洲几乎看不到，”美国科技投资者、伦敦风投公司Hoxton Ventures创始人侯赛因·坎吉(Hussein Kanji)说。

复杂的监管环境

在欧洲快速扩张业务规模很困难。美国是一个庞大的一体化市场，而欧洲由几十个拥有不同语言、法律和税收制度的国家组成。劳动法加大了招聘和解雇员工的难度，从而减缓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在欧洲，离职通常有三个月的通知期，某些情况下还有六个月的竞业禁止条款，在英国被戏称为“花园假”(gardening leave)。)

直到过去一两年，股票期权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还都很少使用，因为股票期权在授予前就被作为收入征税。

欧洲税负较高，而且本是为了约束大企业的法规却成为初创企业成本高昂且耗时的负担。

德国软件巨头SAP的首席战略与运营官塞巴斯蒂安·施泰因豪泽(Sebastian Steinhäuser)表示，对于美国或中国的大型AI公司来说，相比“在欧洲发展壮大，而且必须从一开始就投资以满足复杂得多的监管框架”，迁往欧洲反而更容易一些。

欧洲对监管的“偏爱”是Han Xiao开始考虑将他总部位于柏林的AI初创公司迁往美国的原因之一。五年前，他和两位朋友在德国完成学业后共同创立了Jina AI，旨在将机器学习应用于企业在非结构化数据中搜索信息。

Xiao说，德国人谈论AI时，首先谈到的是道德和监管，而在美国和中国，投资者则关注创新。他说，在柏林也很难找到工程师。Xiao试图解雇表现不佳的员工，结果却被告上法庭。他的17名员工试图成立工会。

Han Xiao说，德国人谈论AI时，首先谈到的是道德和监管。图片来源：Nadja Wohlleben for WSJ

Xiao最初从美国和中国的风投公司以及SAP的美国分公司筹集了约700万美元。他最新一轮3.000万美元的融资由硅谷投资公司Canaan Partners领投。Xiao说，欧洲的AI技术市场非常小，当地客户采用AI技术的速度很慢。在加州帕洛阿尔托度过了去年11月和12月之后，Xiao决定将他的公司迁往美国。

根据亚马逊最近的一项调查，欧洲企业将IT预算的40%用于遵守法规。该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欧洲企业不了解去年夏天生效的欧盟《AI法案》(AI Act)规定的义务。

由于欧盟的监管法规，Meta将其最新AI模型在欧洲的发布时间推迟了近一年。该公司今年3月开始推出一个功能有限的版本，不包括图像生成或编辑等功能。苹果公司也推迟了iPhone的新AI功能在欧洲的推出时间，直到最近几周才推出。

荷兰最成功的初创公司之一、软件公司Bird最近表示，由于限制性的AI监管，公司计划将主要业务迁出欧洲，迁往美国、迪拜和其他地区。

“停止监管吧，欧洲。我们可能是第一个(离开的)，但不会是最后一个，” Bird创始人罗伯特·维斯(Robert Vis)在其领英(LinkedIn)页面上写道。

柏林苹果商店内展出的各型号iPhone。图片来源：Sebastian Christoph Gollnow/DPA/Zuma Press

文化因素

在生活质量排行榜上，欧洲城市名列前茅，遥遥领先于美国城市。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会降低风险偏好，同时欧洲的平等文化也不鼓励赤裸裸的野心。

“我收到很多融资演示文稿，上面写着‘这可能是一家价值5.000万到1亿美元的公司’，但这并不能真正引起我的兴趣，”来自加州圣莫尼卡的克里斯·希尔(Chris Hill)说。他现居伦敦，为EdenBase管理一只基金。他还指出，伦敦金融区的酒吧通常在周四下午2点就坐满了人。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员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表示，伦敦风投资本的兴起最终可能会催生一个创业生态系统，让资金、人才和创意快速流通。他的著作《权力法则》(The Power Law)详细描述了硅谷如何建立了创业文化。

但在某些情况下，旧习难改。麻省理工学院的麦卡菲说，德拉吉的报告对欧洲科技行业的落后状况诊断到位，但随后敦促政府投入更多公共资金来刺激该行业，却没有抓住关键点——缺乏的是私人资本，而这很可能由于监管等因素造成的。

麦卡菲说：“那一刻，我从点头认同变成了拍案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