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墓女儿”出现：养儿女的爱是出于养老吗？

“守墓女儿”正在成为东亚社会一种非常现代的现象。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传统家庭中的母女关系正变得前所未有的漫长。在这样的转型阶段，“守墓女儿”开始浮现。它指的是那些被母亲过度干涉的女儿们。在这样的母女关系中，母亲们不仅会过度介入已成年的女儿的生活，强行与之保持过于密切的连接，还希望女儿在晚年时给予自己照护、为自己守墓。

这一现象最先被日本学者捕捉。早在2008年，日本临床心理医师信田小夜子不断在咨询室接诊了受困于强势母亲的女儿们，她们深陷于这样的关系中承受着强烈的痛苦，却又无法允许自己承认这种痛苦。根据这些案例，她写成了《不堪承受的母亲之重——守墓女儿的叹息》一书，提出“守墓女儿”这个概念。这本书当时引发的反响是她始料未及的，毕竟在四十多年前她刚入行时，根本无法想象“守墓女儿”能成书名。

时隔十余年，“守墓女儿”在整个东亚社会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共鸣。这意味着时至今日当我们再度谈论母女关系时，这与不顾具体历史条件地谈论存在于任何时代的母女关系是不一样的。与此同时，在消极语境里谈论母性、谈论女儿对母亲的矛盾情感与受挫的爱仍然存在相当明显的禁忌耻感。即便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谈论这一层的母女关系都一直是个难题。然而作为一种再深刻不过的联结，母女关系对于两代女性的生活又有着实实在在难以绕开的影响。

女儿该如何反思与母亲的关系？究竟有没有能让双方都更为自由的关系？在延续两代女性，甚至几代女性的联结中，下一代的母亲们又会创造出怎样的新的母女关系？今天的这篇文章就从信田小夜子的新书《别了，母亲：守墓女儿的决断》出发，结合更多案例和相关研究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我们熟悉的母女关系。这不是一个生气、不满和愤怒的投射之旅，而是一条尝试同时解放“母亲”与“女儿”的理解之路。

撰文｜申璐

《别了，母亲：守墓女儿的决断》

作者: [日]信田小夜子

译者：吕灵芝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25年4月

“守墓女儿”的双重负担：

既要像儿子，又必须做好女儿

任何一段关系对于身处其中的双方，往往都会催生不同的感受。母女之间更是如此。

日本心理咨询师信田小夜子接待过这样一位母亲的来访。走进咨询室时，这位母亲65岁，女儿30岁，母女两人已经四年没有见过面。母亲知道女儿的最新住址和工作地点，但女儿从不让母亲去看望，甚至明确拒绝母亲给自己打电话。在旁人看来，一段母女关系走到如此地步实在有些决绝和唏嘘。可在看上去已经无可辩驳的清晰界线背后，母女两人其实都有各自的纠结和无法厘清的痛苦。

在母亲看来，这段关系的终止显得太过突然。她很想修复和女儿的关系，但又对自己唯一的女儿有太多不满。除了女儿，这个家庭对母亲而言没有太多值得留恋的地方。丈夫几乎每次酗酒后都会对她施暴，她想过逃离，但又觉得这相当于“认了输”，最终“为了女儿”，她留在了这个家。母亲几乎将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培养女儿上。在女儿获得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这也像是一份授予她的身为母亲的“及格证书”。即便女儿上了大学，母女之间也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大三那年，女儿提出想搬出去自己住，却又在母亲哭着说“你这是要抛弃妈妈了吗”的情绪海啸中打消了念头。直到这件事发生的五年后，女儿开始拒绝与母亲见面。

在女儿的版本中，这条“断亲”之路走得并不容易。母亲曾是她最大的靠山，有时甚至如同“圣母”一般给予她细致入微的关爱。但在这样的表象下，女儿同时承载了母亲痛苦而遍布荆棘的人生。她记得从很小的时候起，母亲就无数次和她抱怨自己的婚姻。在母亲反复的讲述中，她感觉到自己是母亲仅剩的“希望”，等她长大了要带着母亲逃离这样的家庭。可看似紧密如一体的母女同盟也有无数个细小的裂痕，在女儿精心化妆却听到母亲轻声嘟囔“不要脸”的时刻，在她成年后母亲却还是自己做主将不多的积蓄全部用在女儿身上的时刻，也在每天两通固定响起的电话铃声里……这些时刻编织成一张细细密密的网，让她时常觉得透不过气，却又在试图凝视时一次次陷入熟悉的无力中。

《是女儿是妈妈》（第二季）综艺剧照。

这样的母女纠葛在东亚社会并不少见。通透如上野千鹤子也会在谈及“母女”话题时忍不住叹气，直言“什么样的父母对于被迫成为其子女的孩子来说都是‘扰人的麻烦’，强势的父母是强势的麻烦，弱势的父母是弱势的麻烦”。在今年开播的综艺《是女儿是妈妈》（第二季）的先导片中，黄圣依母亲的“强势”让人印象深刻。在被问及是否对女儿满意时，母亲坦言“并不那么满意”。尽管两人之间更多的相处实则隐于幕后，但言语间流露的表述习惯仍然折射出一个始终在寻找“正确”方式回应母亲期待的女儿角色。而这样的相处模式确实会在成年女儿的生活中得到某种印证。《母爱的羁绊》作者卡瑞尔·麦克布莱德认为，倘若女儿在早期的母女关系中得不到肯定，她会倾向于认为她对这个世界并不重要，她的努力也没有效果。

《母爱的羁绊》

作者: （美）卡瑞尔·麦克布莱德

译者: 于玲娜

版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9月

曾几何时，婚姻曾为切断母女关系提供了一个社会性的契机。女儿出嫁之后，母亲便失去了对其终身支配的权力。但如今，不但有非婚的女儿，也有出嫁后不会切断与娘家关系的女儿。这时，女儿就成了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特别指出的那类“长着女人面孔的儿子”。她们像儿子一样被期待、被精心培育、接受着与昔日“儿子”同等的教育投资。

但与此同时，女儿和儿子还是不太一样。女儿要回应母亲的双重期待——既要像儿子，又必须做好女儿。这意味着女儿“仅仅实现自己获取的价值”还不够，还要得到“他人（男人）给予的价值”。毕竟母亲之所以为母亲，就是因为她实现了后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没有成功当上母亲的女儿，母亲不会接受她是一个真正的成人。可在这样的期待中，许多母亲对自己的现状也不那么满意，于是无意间释放给女儿的其实是三重信息，其中还潜藏着一层“别像我这样”的期待，其中既有自我牺牲的意味，又隐含着“让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的隐隐谴责。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感受常常同时将母亲和女儿都拉入了某种难以言说的情感冲突中。

母女关系出现这样的变化是有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信田认为，这与母亲寿命的延长、女儿结婚年龄随高学历而上升以及少子化现象导致独生女增多都有关系。如今父母对女儿的期许多少有点“扭曲”，正如玛丽·杜鲁-贝拉所指出的，今天的“女儿们”既属于劳动力市场，也属于婚姻市场；既要“不让须眉”，又要“相夫教子”。这种“扭曲”根源上又是因为社会对女儿的评价间接影响了什么是“好母亲”。被社会同化的母亲只能通过所生的孩子得到评价。其中的暴力还在于孩子是不能评价家长的，社会的评价扼杀了孩子的视角，母亲们没有想过孩子对于“好母亲”也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加之传统的男女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培养“顺利社会化”的孩子就成了母亲这个角色释放自身能量的主要依凭。

女儿“弑母”：

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崭新课题

相对于父子关系来说，母女关系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过足够的重视。直到女性主义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的20世纪70年代，它才迎来一次研究的热潮。而在那之前，包括心理学在内围绕“关系”展开探讨的研究大多关注“男孩如何成长为男人”。既有的观念也倾向于认为女儿没有俄狄浦斯情结，没必要像理解儿子为何“弑父”一样去辨析女儿的“弑母”。从这个角度而言，上野千鹤子在《女性生存战争》中提出女儿“弑母”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崭新课题。

《女性生存战争》

作者: [日]上野千鹤子

译者: 郭书言 / 李亚姣 （校）

版本:读客文化｜文汇出版社 2023年7月

对儿子“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解读最为出名的应属弗洛伊德学派。但近年来，在对弗洛伊德展开的研究中，一种建设性的倾向是对他的分析进行历史化的限定。上野千鹤子认为从女性学的角度看，需要将弗洛伊德的学说视为“产生于19世纪末维也纳的父权家庭之下、关于近代家庭中特有的性别分化机制的理论”，而不是关于人类普遍心理的学说。

从上述逻辑来看，与母女关系相比，父子关系相对更为单纯。为了成长为“男人”，儿子必须在成长过程中完成“弑父”，而在弑父之后，他只要代替父亲的位置即可。作为压迫者存在的父亲完全可以被标记为憎恶的对象。而在母女关系中，即便女儿将母亲视为“反面教材”，但对女儿来说，讨厌母亲也是绝对的禁忌。因为不同于父亲，母亲既是那个压迫者，也是那个牺牲者。在这样的情感链条中，女儿对母亲的怨恨往往会走向自责和自我厌恶。“她们清楚地知道母亲的牺牲和奉献，因此封印了对母亲的仇恨和愤怒；但在更深层的情绪中，她们无时无刻不呼吸着母亲的支配和占有所散发出的压抑空气，试图拼命逃出母亲的枷锁。”在上野千鹤子看来，这场母女纠葛正是“女儿成为母亲投资对象”的时代造就的历史产物。

在传统的母性叙事中，母亲对女儿的嫉妒也几乎是不可能被承认的。包括在刚刚提到的咨询案例中，当女儿精心打扮却听到母亲轻声嘟囔“不要脸”时，作为女儿的她回忆自己当时“惊得无法动弹”，甚至“希望自己听错了”。对女性主义有所了解的读者可能当即便能觉察出这背后显然有一层隐秘的“厌女”，不想承认但的确如此的事实是，将厌女症教给女儿的是母亲，母亲通过厌恶女儿的“女人味”将自我厌恶的意识传递给了女儿。

《秘密日记》剧照。

但母亲显然不是那个应该被责怪的对象。只需要再往前追溯一步便会发觉，将厌女症植入母亲脑海的往往是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在这样的链条中，母亲仅仅是那个父权制下的代理人。当我们从母亲和女儿的角度再次看待“厌女”，也许会觉察到这背后更为隐秘的心理机制。日本学者竹村和子曾在《关于爱》中尝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解读母女关系。在刚出生时，女孩和男孩都曾将母亲视为最初的爱恋对象，但男孩可以通过与父亲同化来将母亲（和母亲同一性别的女人）作为欲望的对象，而女孩不但不能爱母亲，也不能爱与母亲同性别的对象。于是，为了忘却“爱恋对象的丧失”，女孩将丧失对象内化于自己的身体之中，像母亲一样的“女性特质”本身就是被禁止的。或者说，自我欲望的意识与实现早在出生之前便已受阻。

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母女关系的处理都不是平滑顺畅的。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尖锐地指出，只要母亲依然充当父权制的代理人，女儿和母亲的关系就很难和谐；可反之，如果母亲尝试忠实于自己的欲望，女儿又会目睹母亲受到父权社会的严苛对待。也许在如今的父权制家庭中，“母亲”也好，“女儿”也罢，都只不过是这套制度给女性的指定席位，女性唯有放弃“母亲”和“女儿”的角色，才有可能实现一种双向的解放。

女儿与母亲的和解：

当母亲不再是“母亲”，当女儿不再是“女儿”

可放弃，又谈何容易。

很多女儿从成年之后就在等待一场与母亲的和解。表面上看，她们期盼的是亲耳听到来自母亲的一声道歉，可实际上，重要的从来不是那声“对不起”，而是这些年来坚信自己最了解女儿的母亲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在忽略女儿的感受。“她看我的眼神中并没有我，只有她创造的我，这不就相当于我这个人一直在被母亲扼杀吗？”信田在书中如此描述这些“守墓女儿们”的心声。

信田进一步提出，对于守墓女儿来说，关键的课题是今后如何处理与母亲的关系。为了减少自责，这其中迫切需要扭转的观念在于不要替母亲背负精神包袱，而要将它原样还给母亲，这才算是以一个独立个体的立场去尊重另一位女性。为此，必要时的逃离和暂时的拉开距离都将有利于现状的改善。

《春潮》剧照。

对于众多守墓女儿的母亲而言，摆在面前的现实处境是如何放下母亲的身份并开始属于自己的人生。在女儿成年之后，作为母亲的生理和社会职责早已完成。信田在书中提醒母亲们，她们完全可以像父亲一样，在踏出家门后就忘掉自己的角色，放下身为母亲的既得权力，也放下自己比女儿更通晓人事的自负，毕竟“你没有足够的筹码以母性压制女儿”。这样的“放下”必定不易，因为它意味着去追溯自己成为“强势母亲”的源头，不再用成为母亲的事实来抵消人生意义的探寻，以及正视身为女性的那些痛苦。唯有如此，母亲才能再度和同为女性的女儿真正站在一起。

可即便如此，还是不得不面对的是，人生的某些荒谬与遗憾恰恰在于，这样的和解并不是总能“赶上”的。上野千鹤子在《始于极限》中自陈在四十岁出头失去了母亲，此后只能捧着那些堆积在母女之间的课题反复念叨。幸好，生命的长河不尽。逝去的人也许永远都留在了那个模样，可在留下的人那里关系始终是流动的。女儿的母亲永远存在于女儿的身体之中，在那些反复的对话里，母女之间总会走向新的天地。或许正如信田所言，“母亲向女儿，女儿向母亲，相互告诉对方——‘我不是你’。我们，只能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