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5日,一份全球报告指出,加拿大(Canada)的住房负担能力危机正在恶化,主要原因是土地使用政策的限制[1, 3]。该报告名为《2025年国际住房负担能力调查报告》(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2025 report),由城市改革研究所(Urban Reform Institute)和前沿公共政策中心(Frontier Centre for Public Policy)发布,分析了八个国家95个主要住房市场,使用“房价收入比”(median multiple)来评估住房负担能力[1, 3]。
“房价收入比”是指房价中位数与家庭收入中位数的比率,比率低于3.0被认为是可负担的[1, 3]。目前加拿大全国的房价收入比为5.4,被列为“严重负担不起”类别[1, 3]。
在加拿大六个主要城市中,没有一个被评为可负担的[1, 3]。温哥华(Vancouver)以11.8的房价收入比位列全球第四,仅次于香港(Hong Kong,14.4)、悉尼(Sydney,13.8)和圣何塞(San Jose,12.1),被认为是“完全无法负担”[1, 3]。多伦多(Toronto,8.4)和蒙特利尔(Montreal,5.8)被归类为“严重负担不起”[1, 3]。卡尔加里(Calgary,4.8)和渥太华-加蒂诺(Ottawa-Gatineau,5.0)属于“非常负担不起”[1, 3]。埃德蒙顿(Edmonton,3.7)是六个被调查的加拿大市场中唯一被认为是“适度负担不起”的城市[1, 3]。
该报告强调,住房负担能力与土地使用政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例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和安大略省(Ontario)的绿化带(greenbelts)、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ies)和密度化要求(densification mandates)[1, 3]。报告作者温德尔·考克斯(Wendell Cox)表示:“加拿大曾经是一个中产阶级拥有住房的国家,但现在房屋所有权已经遥不可及。证据表明,限制性的土地使用政策与房价飞涨之间存在直接联系”[1, 3]。
报告还强调了一种令人担忧的溢出效应:随着温哥华和多伦多房价上涨,较小的区域中心,如基洛纳(Kelowna)、奇利瓦克(Chilliwack)、伦敦(London)和圭尔夫(Guelph)的负担能力也在恶化,这是由于无法负担的城市核心地区的人口迁移所致[1]。2019年至2023年间,加拿大最大的都市区国内净移民减少了近27.5万人,而较小的市场则增加了人口,报告称这一趋势为“反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1]。
报告总结说:“仅靠密度化无法解决危机。加拿大需要更多的人们想要居住的住房,包括城市边缘的独立式住宅”[1]。
为了应对住房危机,有提议建议实施土地增值税,以替代省级所得税,类似于美国(United States)一些州用房产税替代州所得税的做法[2]。提高密度,鼓励新建筑,并促进创造急需的“中间缺失”住房选择。许多住在交通枢纽和其他高需求地区附近的独立式住宅的房主,按照目前的价格,将无法负担他们现在拥有的房屋[2]。与此同时,工薪阶层和其他年轻专业人士通过创造经济价值为城市做出贡献,但却无法拥有房屋,他们必须支付高昂的租金或从城外通勤上班,这名工人缴纳的所得税往往比房产所有者缴纳的总税额还高,这似乎不太公平[2]。
新任住房及基础设施部长罗品信(Gregor Robertson)表示,应对本国住房危机的办法不是降低房价,而是聚焦建造更多房屋,增加供应[7, 12]。罗品信认为需要建造更多可负担房屋,加拿大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建造可负担房屋,在加拿大造成巨大的房屋短缺[7]。
自由党党魁马克·卡尼(Mark Carney)公布了他的核心住房政策,承诺将加拿大每年新建住房数量增加一倍,达到近50万套[8, 9, 14]。为实现这一目标,自由党政府将设立一个名为“建设加拿大家园”(Build Canada Homes,简称BCH)的机构,监督开发商建设加拿大可负担住房的行动[9, 14]。
然而,多伦多建筑与土地开发协会(BILD)执行长Dave Wilkes警告称,新建一个国有公司可能只是“增加官僚负担”[8]。
结论是,加拿大住房负担能力危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与土地使用政策、人口流动和政府应对措施等多种因素相关。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综合性的方法,包括放宽土地使用限制、增加住房供应和实施创新性融资机制。